他在《崇有论》中明确提出：“夫至者，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 ”意为“”法生成万物，万物皆“自生”，其本质是“有”；“有”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并非“”的派生。他进一步，“有”需通过“理”规律与“事”实践展现价值，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主张“济有者皆有也”——治理社会、成就事业，皆需以“有”为根基，重视名教礼法与实际事务。这一思想直击贵论的理论缺陷，为扭转西晋士风、维护社会秩序提供了哲学支撑。
政治实践：直言进谏与悲剧结局 作为政治家，裴頠以“正色立朝”著称。晋惠帝时期，朝政被外戚杨骏、贾后等操控，宗室诸王觊觎权力，社会矛盾尖锐。裴頠任尚书左仆射期间，多次直言劝谏，主张限制外戚干政，加强宗室制衡，整肃吏治。他曾弹劾外戚郭彰“骄横不法”，反对贾后亲信潘岳等人的弄权行为，试图稳定动荡的政局。然而，西晋王朝的腐朽已积重难返。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废黜贾后，独揽大权。裴頠因反对司马伦篡位，被诬陷谋逆，与张华等忠臣一同遇害，年仅34岁。其政治理想与生命，终在“八王之乱”的洪流中化为悲剧。
裴頠的“崇有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史上的重要转折，更体现了儒学名教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他以哲学批判回应时代困境，以政治实践践行理想，虽结局悲壮，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思想遗产与人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