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的便溺用具可追溯至汉代，时称“虎子”。其形为伏虎状，器口作虎首，使用者跨坐其上，既实用又具威慑秽气的寓意。这种以猛兽命名的习惯，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暗含“镇邪去污”的原始信仰。
唐代时，“虎子”的名称发生了关键转折。因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李虎，为避国讳，“虎”字被禁用，“虎子”遂改称“马子”。马在古代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与生活息息相关，用“马”替代“虎”，既规避了禁忌，又延续了以动物为喻的命名传统——马的温顺、耐用特性，恰与便溺用具的日常属性相契合。
随着时间推移，“马子”的形制逐渐演变。宋代出现了带盖的瓷制“马子”，明代又发展出与木桶结合的“木马子”，至清代，“马桶”一词正式定型。“马”字的保留，实则是对历史习惯的延续：它承载着从“虎子”到“马子”的避讳记忆，也暗含着“便捷如马”的功能联想——就像马是出行必备，马桶也是居家生活的必需品。
为何不称“人桶”？这与古人的命名智慧有关。直接以“人”为名，未免直白粗陋，缺乏文化意涵；而以“马”为喻，既保留了动物名称的生动性，又通过马匹的日常意象，赋予用具一种“亲近而不狎昵”的分寸感。此外，“人桶”的称谓在语言节奏上也略显生硬，远不如“马桶”的音形和谐自然。 从“虎子”到“马子”，再到“马桶”，名称的更迭恰似一部微缩的文化史。它藏着避讳的奈，映着生活的智慧，更透着古人对日常器物的细腻情感——马桶之所以姓“马”，正因这“马”字里，装着千年前的烟火气与岁月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