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陌生的电子厂，流水线的机械声和刺鼻的消毒水味让我头晕。王姨却很快适应了节奏，手指在零件间翻飞如蝶。午休时她总会变戏法似的从饭盒里掏出两个热馒头，"食堂的米饭太硬，胃会不舒服"。她的工牌挂绳磨出了毛边，却每天都擦拭得锃亮。
出租屋在老城区的顶楼，没有电梯。王姨坚持每天爬楼时拎着菜篮子，说楼下的农贸市场比超市便宜三成。某个暴雨夜，我发烧到39度，迷迷糊糊中感觉她用凉毛巾一遍遍擦我的额头，天刚亮就背着我往社区医院赶。她的肩膀不算宽厚，却比任何担架都让人心安。
车间赶工期那周，我们连续三天加班到凌晨。我累得在工位上打盹，王姨把自己的护腰垫塞到我椅背上，"女孩子腰不能受凉"。她的白头发在日光灯下格外显眼，可拧螺丝的力度始终没减。发薪日那天，她非要请我吃顿好的，在火锅店把肥牛卷都推到我碗里，说自己血脂高不能多吃。
离别的前晚，王姨帮我整理行李。她把晒得松软的被子叠成豆腐块，又将新买的晕车药塞进我口袋。窗外的月光漏进阳台，照见她鬓角的白霜。"以后要是受了委屈，给姨打电话"，她声音突然有些哽咽，转头假装去看晾着的衣服。
回程火车启动时，我打开背包，发现那个原本装零钱的侧袋里，躺着一整盒包装好的牛肉酱，和一张写着"照顾好自己"的字条。阳光透过车窗，在字迹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王姨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