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作为武则天时期的名相，以断案如神、刚正不阿著称，史书中记载了他处理的诸多真实案件，如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案“越王李贞谋反案”等，涉及的人物多为当时的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或地方豪强，并“贺大荆”之名。这类虚构角色的出现，本质是艺术创作对历史背景的典型化处理——创作者在真实历史框架下，通过塑造虚构人物来承载特定的剧情功能，或代表某类群体的共性特征。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贺大荆常被设定为地方官吏，或因贪腐、或因权欲卷入案件，成为狄仁杰断案的关键线索人物。这种设定并非毫依据：唐代地方行政体系中，确实存在大量州、县两级官员，其中不乏滥用职权、鱼肉百姓者。狄仁杰任江南道巡抚使时，曾弹劾“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惩治过不少借祭祀之名搜刮民脂的地方劣吏。贺大荆的形象，正是对这类真实历史现象的浓缩与艺术化投射。
此外，贺大荆的虚构性也体现在与狄仁杰的互动关系上。史载狄仁杰一生“凡断滞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其断案过程证据与逻辑，鲜少依赖单个虚构角色推动。而艺术作品为增强故事张力，常设计“贺大荆”这样的角色，或作为案件突破口，或与狄仁杰形成正邪对抗，以满足观众对戏剧冲突的需求。这既是对历史的合理演绎，也是文学创作的常见手法。
总之，贺大荆是狄仁杰题材文艺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剧情、再现唐代社会风貌，而非对应某个真实历史个体。若想了狄仁杰时代的真实人物，仍需回归《旧唐书·狄仁杰传》等正史文献，从那些有据可考的记载中，感受这位“大唐神探”的历史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