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皮鞋声在客厅响起时，她正踮脚够橱柜顶层的酱油瓶。玻璃瓶砸在瓷砖上的前一秒，她扑过去用后背接住了碎裂声，酱油顺着衣领流进脊梁骨的褶皱里，像条冰冷的蛇。黑暗中丈夫的咳嗽声从卧室传来，兰姨跪在地上用抹布蘸着唾沫擦地，直到地板映出天花板的裂纹。
十岁的孙子睡在阳台搭的行军床上，孩子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练习册上“家庭暴力”四个字被橡皮擦得发黑。兰姨把洗衣篮里的校服掏出来，发现儿子的衬衫领口沾着酒渍——又是和客户应酬时被泼的。她想起下午在菜市场，卖豆腐的张婶悄悄塞给她半边生姜：“下次他动手，你就往他脚边扔。”可兰姨的手只会抖着把生姜埋进花盆，就像二十年前埋掉那只被丈夫踩死的老猫。
凌晨三点，兰姨摸黑给孙子掖被角，孩子说梦话喊“奶奶”，她捂住他的嘴，指腹陷进温热的脸颊。窗外的月光漏进防盗网，在墙上织出牢笼似的影子。她想起三十年前刚搬进这栋楼时，对门的女人总夸她嗓门亮，能从一楼喊到五楼。现在她连倒杯水都要侧耳听着丈夫的呼吸声，喉咙里积着三十年的痰，吐不出，咽不下，只能化成洗碗池里打转的泡沫。
晨光爬上窗台时，兰姨把昨晚没剥的蒜倒进粥锅。丈夫打着哈欠走进厨房，她立刻端起碗递过去，粥勺碰到碗沿的瞬间，她条件反射地缩了缩脖子。锅里的蒜瓣在白粥里浮沉，像数个没说出口的字，最终都煮成了软烂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