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杜”指的是 崔瑗 与 杜度。崔瑗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擅长章草，其书作被时人评为“点画之间，莫不调畅”；杜度则是汉章帝时期的御史大夫，以章草闻名，章帝曾专门下诏允许他用章草书写公文，可见其书法地位之高。二人并称“崔杜”，是东汉书法的“天花板”，代表当时章草的最高水平。
“罗赵”则是 罗晖 与 赵袭。他们同样是东汉书法家，以草书见长，但影响力和技艺水平稍逊于崔杜。据《书断》记载，罗晖“与赵袭并以能草见称”，但“时人云：‘罗晖草书，张伯英张芝之亚。’”可见虽有才华，却仍在顶尖之下。
韦诞的自评，正是以这两组人物为参照：与崔杜相比，他的书法功力有所不及；但与罗赵相比，又显优势。这种以具体人物为坐标的“比”，既体现了对专业领域标杆的敬畏，也暗含对自身定位的清醒认知。
随着时代变迁，这句话的“比”逐渐从书法技艺扩展到才学、地位、生活等更广泛的领域。但追根溯源，其内核始终未变——在参照系中寻找自我位置，在差距与优势的平衡中获得一种务实的认知。而最初那场关于笔墨的“比”，不仅记录了东汉书法的盛况，更意间为中国人留下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