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商鞅变法，徙木立信，却遭贵族掣肘；王安石新政，青苗法行，终因旧党阻挠而废。古之良法美意，多毁于“肘掣”之患。权力末梢的创造力，常被制度顶层的控制力扼杀。宓子贱佯怒而遣吏，实以极端方式示警：君若信臣，当授之以权柄；君若疑臣，虽置百人监之，亦益于治。
文中“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八字，写尽执行者之苦。监者心任事，被监者心创业，上下相疑，左右相防，最终万事皆废。此非独鲁君之过，乃封建集权之通病：上方剑可斩乱麻，亦能断良谋；朱批权能定乾坤，亦能误苍生。
《吕氏春秋》载此典故，非为讥鲁君，实为后世戒。今日观之，“掣肘难书”仍有镜鉴：政令通达，需去猜忌之障；人才尽其用，当破牵制之网。若肘不相掣，笔自能书，政自能兴，国自能强。
文末宓子贱对鲁君言：“君之使吏书，而掣摇臣肘，使者归报君，君必谓臣不能书。夫亶父之治，固非臣之所能也。”一语道破：治道之要，在信不在疑，在授不在制。此乃千百年来治国者当悟之理，亦是《掣肘难书》留给今人的深层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