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史过程中，宋濂坚持"善恶必书，岂敢隐讳"。面对元代史料中对权臣的隐晦记载，他亲自核校实录，删去溢美之词，补全苛政细节。即便涉及开国功臣的先祖旧恶，亦坚持"不为尊者讳"，甚至直言："史笔如砥，不能以私废公。"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坚守，使《元史》成为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典籍。
宋濂的正直更体现在朝堂议政中。某次太祖欲加罪直言进谏的御史，宋濂当庭叩首："御史言虽过激，然心在社稷。若陛下因此罪之，后世将谓陛下不容直臣。"太祖虽有怒色，终被其恳切言辞打动，赦免了御史。他这种"面折廷争，不为身谋"的勇气，在明初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尤为难得。
对待门生故吏，宋濂同样以正直为则。有弟子为官后馈送金银，他拒之曰："若以货赂交，何以示后世？"转而赠予《大学衍义》，勉励其"以廉耻立心"。其门下士人多以清白著称，时人赞曰："宋公之门，曲学阿世之徒。"
纵观宋濂一生，"正直"二字并非空洞的道德口号，而是贯穿于修史、议政、待人的具体实践中。他以"史以载道，直笔为要"的信念，在权力与真理之间坚守底线，为后世树立了文人风骨的典范。这种将个人操守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品格，正是其"正直"精神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