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世主义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理念论”，认为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是“理念”的不善复制品，而“理念”作为永恒、普遍的真理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自然法”，主张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正义原则。基督教的“普世教会”观念进一步强化了“普遍性”思维，认为基督教教义是全人类的救赎之道，这种“普世性”后来被世俗化，转化为对普遍价值的追求。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成为主流，思想家们以“理性”为工具，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将其视为人类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奠定了现代西方普世主义的理论基础。
西方普世主义的核心主张体现为三个层面：其一，价值的普遍性。它将西方语境中形成的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视为“普世价值”，认为这些价值不受文化差异影响，对所有社会都具有同等适用性，甚至是衡量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其二，西方中心论。这种思维隐含着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视为“普遍模板”，默认其他文明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模仿西方路径。其三，扩张性。西方普世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更常被转化为实践逻辑，通过殖民扩张、文化输出、国际规则制定等方式，推动其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甚至以“人权高于主权”等名义干涉他国内政。从本质上看，西方普世主义是西方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普世性”主张忽视了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它将局部经验上升为普遍真理，用单一标准评判多元世界，这种思维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文化霸权与文明冲突。理西方普世主义，需要看到其历史背景与核心逻辑，同时警惕将特定价值观绝对化、普遍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