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弗洛伊德的遗言，记载最清晰的是他的私人医生马克斯·舒尔的回忆。舒尔在《弗洛伊德：个人回忆》中写道，1939年9月，弗洛伊德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他陷入剧痛与意识模糊，几乎法开口。9月21日，他短暂清醒时，对守在床边的舒尔轻声说：“你答应过我，当我不能再工作时就帮助我。现在，时候到了。”
这句遗言没有宏大的哲理宣言，没有对理论的最后修正，却精准映照了弗洛伊德一生的核心底色——工作，是他生命的锚点。从早年研究神经剖学，到创立精神分析学派，再到晚年流亡伦敦仍坚持写作《摩西与一神教》，他始终将“探索心灵”视为存在的意义。当疾病剥夺了他思考与书写的能力，生命于他便失去了最根本的价值。他向医生索求的“帮助”，是对“意义痛苦”的拒绝，更是对“工作尊严”的坚守。
舒尔曾与弗洛伊德约定：若病情发展到法工作的地步，将为他射吗啡以痛苦。弗洛伊德的遗言，正是对这个约定的践行。9月23日凌晨，舒尔为他射了过量吗啡，几小时后，弗洛伊德平静离世。他以清醒的意志选择了死亡的节点，恰如他一生都在试图掌控心灵的秩序。
这句遗言，没有留给世界学术彩蛋，却让我们看见一个学者最纯粹的生命姿态：对思想的忠诚，对尊严的捍卫，以及对“存在”与“意义”最直接的——当工作停止，生命便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