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语境分析，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战争多以争夺霸权、兼并土地为目的。《左传》记载的城濮之战、邲之战等战役，本质上是诸侯国间的权力游戏。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指出，这些战争"征者，上伐下也"的传统礼制已荡然存，取而代之的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强权逻辑。这种背景下，"义战"的翻译需体现出对周礼崩坏的批判，因此"righteous wars"的译法更能传达儒家对"义战"的道德期许。
在哲学层面，"义"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包含"应当如此"的伦理判断。春秋时期的战争虽常以"尊王攘夷"为借口，但实质是"春秋五霸"扩张势力的工具。这种名实不符的矛盾，在翻译时通过"no just wars"得以体现，其中"just"精准对应了儒家"义者，宜也"的核心主张。当战争脱离"礼"的约束，便沦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不义之举。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的译法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标准表述，而"义战"的翻译则需在"righteous war"与"just war"之间找到平衡。前者更贴近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后者则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形成对话。这种翻译选择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中西方对战争伦理的不同思考维度。
需要意的是，孟子的论断并非否定所有战争的合法性，而是"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的仁政理想。当战争成为诸侯争霸的工具时，便失去了"吊民伐罪"的正当性。这种思想通过"no righteous wars"的翻译，向西方读者传递了儒家"以和为贵"的和平主义精神。
在现代语境下，这一翻译仍具有启示意义。当国际冲突频发时，"righteous"与"just"所代表的道德与法理双重标准，为评判战争合法性提供了跨文化视角。春秋时期的历史教训通过精准翻译，成为人类反思战争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