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君听后，沉默良久，悟曰：“是子以此谏寡人之过也。寡人使子治单父，而又使二吏往，是寡人之使子不得行其术也。” 随即下令召回二吏，不再干预宓子贱的治理。此后，宓子贱得以全权施政，单父境内“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终成大治。
原文中，宓子贱以“掣肘书恶”为喻，巧妙揭示了治理中最忌“上之掣肘”的道理。当上级过度干预、层层设限，即便有贤能如宓子贱者，也如被掣肘的书吏，难以施展才能。而鲁君的“醒悟”与“放权”，则成为单父治理成功的关键——“谢二吏，勿使往”，寥寥数字，却道破了信任与授权的核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这则原文的深意，正在于它以生动的故事印证了“治道贵简，政在得人”的古训。宓子贱的智慧在于“以事喻理”，鲁君的可贵在于“闻过则改”，二者共同演绎了“放权则治”的治理逻辑。正如原文所隐含的启示：治理之要，不在处处掣肘，而在上下相信；不在事事亲为，而在各尽其责。 唯有上级舍得分权，下级才能展其长；唯有信任取代猜忌，政令才能畅通阻。
“掣肘难书”的原文，不仅是一则历史典故，更是一面映照治理得失的镜子。它提醒后世：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不掣肘”的环境与“敢放权”的智慧，这正是原文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