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的主要问题

19世纪末，面对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国家出路展开激烈论战，核心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是否变革国家制度、是否给予民众政治权利、是否革新文化教育体系。

要不要变法是论战的首要焦点。维新派以“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为核心主张，认为列强环伺的危局下，唯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废除陈腐旧制，才能挽救国家。康有为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梁启超“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主张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富国强兵。守旧派则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视传统制度为“治国大本”，认为变法会动摇“三纲五常”的伦理根基。张之洞虽提出“中体西用”，但本质仍是维护君主专制，反对根本性制度变革，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

是否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是论战的核心分歧。维新派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主张开设议院、制定宪法，让士绅民众参与政事，通过“君民共主”凝聚民力。严复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论证民权的必要性，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守旧派则视民权为洪水猛兽，荣禄直言“民权一兴，则政柄下移，祸乱立至”，认为君主专制是“天意所定”，民众参政会破坏等级秩序，导致“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是否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是论战的文化教育维度。维新派痛批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学说。康有为奏请“废八股，兴学校”，梁启超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守旧派则将科举视为“牢笼志士”的工具，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视西学为“奇技淫巧”，担心新学传播会动摇儒学正统。

这场论战本质是近代中国制度转型与思想启蒙的交锋，虽未直接推动变法成功，却撕开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