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为什么要自杀？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工作室里含煤气管自杀，桌上摊着未成的《十亿日元》手稿。这位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以极端方式了73年的生命。他的自杀像一则未写的寓言，藏着一个文人在时代与自我的夹缝中，难以承受的生命重负。川端康成的一生，始终被“孤儿根性”缠绕。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丧祖母，十五岁丧祖父，童年在不断的告别中度过。他在《我的伊豆》里写：“我是一个孤儿，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青春期的感伤，而是刻进骨髓的虚——当最亲的人都成了墓碑，世界便成了一座空旷的剧场，自己既是观众，也是唯一的演员。他笔下的雪国、千羽鹤、古都，那些极致的美与哀，本质上都是孤儿目光里的世界：易碎，短暂，像玻璃上的霜花，一碰就化。这种源于生命初体验的虚感，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底色，也为后来的崩溃埋下伏笔。
创作是他对抗虚的方式，却也成了束缚他的枷锁。从《雪国》的“国境的长隧道抵到了底站”，到《千羽鹤》里染着志野瓷茶碗的伤痕，他用文编织了一个“物哀”的宇宙——美在消逝时才最动人，生命在破碎时才显真切。但当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降临，他成了“日本美的象征”，创作从自我救赎变成了文化使命。他在获奖演说中说“美丽的日本的我”，却在私下坦言“获奖后反而写不出东西了”。当文学从个人的精神出口，变成公众期待的“文化符号”，他突然失去了写作的自由。晚年的他频繁失眠，依赖安眠药，在笔记里写“想写的东西写不出来，这种痛苦太折磨人了”。创作的枯竭，让他失去了对抗虚的最后武器。
更深的痛苦，来自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川端康成是日本古典美的守护者，他迷恋茶道的枯寂、俳句的留白、和歌的含蓄。但战后的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涌入美式文化，传统美学被快餐式的现代性冲得七零八落。他在《古都》里写京都的双胞胎姐妹，一个守着老铺，一个融入城市，隐喻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当他看到古都的老街被推土机铲平，看到年轻人不再懂和歌与茶道，内心的失落几乎是毁灭性的。他曾对友人说：“日本的美已经死了。”当他所守护的精神家园崩塌，生存的意义也随之动摇。
1970年，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给了他沉重一击。三岛是他的学生，也是少数能理他“美之孤独”的人。三岛的死，像一面镜子，照出他内心深处对“美的毁灭”的隐秘向往——既然美定消逝，不如在最美时亲手。两年后，他选择用煤气管自杀，没有留下遗书。或许，对他而言，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对“物哀”美学的最后践行：像雪国的晨霜，在太阳升起前悄然融化，不留痕迹。
川端康成的自杀，是一个文人的精神谢幕。当孤独成了宿命，创作成了枷锁，守护的美成了废墟，死亡便成了他能给予自己的、最后的温柔。他用生命验证了自己的美学：美是刹那的，脆弱的，而毁灭，是美的终极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