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校训是什么？

北大校训是什么？

北大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像一道光，照过北大百余年的岁月，照进每一代北大人的骨血里。

1917年的红楼，蔡元培先生站在礼堂前说“兼容并包”，身后的墙壁上，《新青年》的标语还沾着油墨香——“民主”是教室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学生们敢对旧制度说“不”的勇气；“科学”是实验室里熬红的眼，是胡适先生“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务实；“爱国”是街头游行的呐喊，是李大钊先生“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热忱；“进步”是剪掉的辫子，是裹脚布扔进火盆的脆响，是女学生第一次走进课堂的身影。那时的北大，没有挂着校训的石碑，可每一扇窗子里都飘着这八个的气息。

如今的未名湖，清晨的风裹着荷花香掠过晨读的课本。中文系的学生捧着《诗经》，念到“岂曰衣，与子同袍”时，声音里藏着对脚下土地的热望——这是“爱国”；理科楼的灯光彻夜亮着，生物系的团队盯着显微镜下的细胞，要把杂交水稻的产量再提一点——这是“科学”；法学院的教室的讨论声撞破天花板，有人说“法律要讲人情”，有人说“规则是底线”，最后大家笑着拍桌子：“明天接着辩”——这是“民主”；社团招新的摊位前，环保社的学生举着“用脚步丈量青山”的牌子，要去云南的村寨教孩子们垃圾分类——这是“进步”。

图书馆的走廊里，老教授捧着书走过，他的笔记本上还留着1978年的批：“要让科学回到实验室”；食堂的电视里播着新闻，留学生指着“天问”探测器的画面说：“我来北大，就是想学你们的‘进步’；操场的看台上，毕业生穿着学士服拍照，有人突然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所有人跟着喊，声音撞在博雅塔上，弹回来，裹着燕园的柳丝，飘向更远的地方。

北大的校训从来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标语。它是红楼里的笔墨，是未名湖的波痕，是每一届学生毕业时，校长说的那句“你们要带着这八个走出去”；是每一个北大人遇到困难时，心里跳出来的那句话——“我是北大的，我得对得起这八个”。

风掠过银杏叶，落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有新生蹲下来，摸着台阶上的刻痕——那是历届学生用钥匙刻的“爱国”“科学”“进步”“民主”。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数北大人的眼睛，亮着，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校训，是刻在心里的，从来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