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的生命停留在36岁，这个用文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呐喊的女子，最终选择以极端方式自己的生命。她的自杀，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压力长期撕扯的结果。
对历史真相的执拗追寻，让她始终置身于人性的深渊边缘。为撰写《南京暴行》，她耗费数年时间，埋首于海量史料：泛黄的日记、幸存者带血的证词、日本兵的作战报告……那些被刻意掩盖的暴行细节——婴儿被挑在刺刀上、妇女被集体蹂躏、平民被活埋的场景，像锋利的碎片，不断切割着她的精神世界。她曾在采访中坦言，每次接触这些材料，都如同亲历地狱，噩梦成了常态。这种长期的精神浸泡，让她的内心逐渐被绝望侵蚀。
外界的阻力与攻击，更让她深陷孤立援的境地。书出版后，她不仅要应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污蔑和威胁，质疑其“数据夸大”“破坏日中关系”，还要面对部分西方媒体的冷漠甚至偏见。有人骂她是“叛徒”，有人寄来匿名恐吓信，甚至有日本极端分子跟踪她的行踪。这些压力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她时刻处于紧绷状态，逐渐产生了强烈的被追杀感。
而她自身的美主义和理想主义，也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渴望通过文唤醒世界对历史的记忆，却发现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大屠杀幸存者在衰老中离世，历史记忆在时间中褪色，而日本社会对这场暴行的反思仍步履蹒跚。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她陷入巨大的力感。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和精神内耗，最终摧毁了她的身体和意志——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失眠、幻听、惊恐发作成了生活的日常。
或许，对张纯如而言，死亡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脱。当一个人长期背负着数十万冤魂的苦难，当真相的重量压垮了精神的脊梁，生命便成了法承受之轻。她用死亡成了对历史最后的交代，也留下了一个关于记忆与良知的沉重问号：我们该如何铭记苦难，才能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