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石油巨亏300亿看制度逻辑与市场角色
中国石油年度亏损300亿元的消息，引发对国企功能与市场逻辑的讨论。但若仅以“亏损”衡量企业价值，实则忽视了不同制度下经济主体的本质差异——国企与私企的分野，根本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逻辑的具象化。私企的生存法则是资本盈利。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成本与收益的算术题直接决定生死。油价高涨时扩大产能，油价低迷时裁员缩产，随行就市是本能选择。这种“利润至上”的逻辑，确能催生动能与效率，但也意味着当公共利益与资本收益冲突时，前者往往让位于后者——疫情初期欧美能源企业宁可关闭油井也不降价保供，便是典型。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企，则始终背负“双重属性”。作为市场主体，它需要参与竞争、自负盈亏；作为国家战略工具，它又必须承担“兜底”责任。中国石油的亏损，恰是这种双重属性的集中体现：国际油价暴跌时，为稳定国内能源价格，它需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收购原油；油价飙升时，为平抑民生成本，它又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成品。这种“逆周期调节”的角色，私企不会承担，也法承担——因其本质是资本的“逐利性”与“短视性”，与国家长期战略的“稳定性”“公益性”存在天然张力。
更深层看，两种企业形态的差异，源于两种制度对“经济目标”的定义。资本主义将“效率”置于首位，认为市场自然会分配资源；社会主义则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要激发市场活力，更要通过国企等公有制主体保障发展的普惠性。中国石油的亏损，若放在“能源安全”“民生稳定”的大盘中看，其“隐性收益”远非财务报表所能涵盖：它确保了石油供给不中断，避免了能源危机对产业链的冲击，更通过价格调控护住了千万家庭的基本生活成本。
当然，国企的效率问题需要正视，市场化改革也需深化，但这与否定其制度功能是两回事。私企的活力与国企的担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本就是互补而非对立——就像齿轮咬合，前者驱动创新，后者稳住底盘。看清这一点，便不会简单以“亏损”苛责国企，更能理不同制度下经济主体的存在逻辑：资本主义的私企是资本的“提线木偶”，社会主义的国企则是国家与人民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