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的？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这一论断，由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提出。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在学术研究中高度重视方志的文献价值，认为方志蕴含着中国历史最原始、最贴近社会实际的记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多次方志的重要性。他指出，方志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地方记录，如《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典籍，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方志，却已具备记载地理、物产、风俗的方志雏形。这类文献直面地方社会的实际状况，保留了大量官方正史忽略的基层信息，堪称“史之支流”，更是追溯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在梁启超看来，方志不同于官修史书的宏大叙事，它以地域为单位，记录山川、物产、人物、掌故，内容包罗万象，从天文地理到民情风俗，从赋税制度到艺文著述，皆有详尽记载。这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点，使得方志成为研究历代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鲜活素材。尤其是对于上古史研究，方志中保存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往往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
梁启超提出这一，与他倡导的“史界革命”理念相辅相成。他主张突破传统史学的桎梏，拓展史料范围，而方志正是被忽视的重要资源。他认为，方志的编纂者多为地方学者，熟悉乡土掌故，其记录更具真实性和细节性，是“最直接之史料”。论是追溯民族起源，还是考察制度演变，方志都能提供其他文献法替代的佐证。
这一论断对方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学界重新认识方志的历史价值，开启了近代方志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