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饭桌上，没有西红柿。
长安的清晨裹着雾，西市的菜摊刚支起来，竹筐里码着带泥的葵叶、圆胖的蔓菁，卖菜的老妪用袖角擦着萝卜上的露水——这些是唐朝人最熟悉的“菜”。灶间的妇人正揉着胡饼面，案头陶碗里盛着切好的韭黄，要炒进今晚的麦饭；瓦罐里泡着腌薤白，脆生生的，是丈夫下酒的小食。若问她“西红柿”，她定要眯起眼笑：“莫不是西域来的红果子？可我卖了三十年菜，没见过这物件。”
唐朝的蔬菜谱里，“百菜之主”是葵。《齐民要术》说它“春可食苗，夏可食叶，秋可食茎”，清晨摘最嫩的尖儿，滚水一烫，撒把盐、浇勺醋，就是清鲜的葵汤——连皇宫御膳房都常做这道菜，唐太宗李世民就爱喝。其次是藿，大豆的叶子，剁碎了熬粥，是穷人家的救命粮；还有芦菔萝卜，切成丝用醋溜，酸香开胃；蔓菁能腌能煮，连根都能当菜啃。这些菜的气味填满了唐朝的厨房：葵汤的鲜、醋芹的酸、腌韭的辣，可没有西红柿的甜酸。
西红柿的老家在美洲安第斯山，15世纪哥伦布带它到欧洲，又过了几百年，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飘到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它叫“番柿”，因为是“番邦”来的；清朝末年，才有人敢把它炒进菜里，之前都当观赏花养在院子里。唐朝人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吃了。
李白写过“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雕胡是茭白籽；杜甫写“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春韭是刚冒芽的嫩茎；王维写“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红莲是莲花的果实——翻遍全唐诗，没有一句提“西红柿”。不是诗人没写，是这东西根本不存在。
长安的夏天很长，市集上卖的果子是桃、李、杏，还有西域来的葡萄、石榴，红的紫的，堆在竹编盘里。酒肆的胡姬端来卤牛肉、腌黄瓜，茶坊的点心是蒸饼、酥酪，连皇帝的御宴上，都没有西红柿炒蛋、西红柿汤。那抹艳红，还在万里之外的美洲地里，等着几百年后的船，把它带过海洋。
唐朝的风里飘着胡饼的焦香、葵汤的清鲜、醋芹的酸意，可没有西红柿的甜。那抹红色要等上千年，才会钻进中国的厨房，变成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客——而唐朝的饭桌上，永远少了这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