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叙事结构采用双线交织，成年后的贞花作为调查记者重访故地，与少女时期被囚禁、贩卖的记忆形成强烈碰撞。这种时空交错不仅强化了宿命感，更通过今昔对比揭露制度性暴力的延续性——当年施害者的权力网络并未瓦，而受害者即便长大成人，仍在创伤阴影中艰难行走。金基德式的隐喻贯穿全片，被囚禁的雏鸟、反复出现的锁链、冰冷的海水，构成对自由与禁锢的深刻叩问。
演员以近乎献祭式的表演成角色塑造，尤其是少女贞花的扮演者，用空洞的眼神与机械的肢体语言，将长期受虐者的精神异化状态精准呈现。镜头语言克制却充满张力，大量低角度仰拍与封闭构图，既凸显权力压迫感，又让观众陷入窒息般的共情。影片对性暴力的处理极具争议，虽以“反剥削”为内核，但部分裸露镜头仍引发“二次消费创伤”的质疑。
作为社会批判作品，《雏妓》的价值在于打破集体沉默。它不仅指向个体施害者，更将矛头对准默许罪恶的社会机制：警察的不作为、媒体的失语、家庭的缺位，共同构成吞噬少女的深渊。影片没有提供廉价的救赎，贞花最终选择与过去同归于尽，这种惨烈的结局恰是对司法失灵与社会冷漠最尖锐的控诉。
这部电影的争议性恰恰证明了其艺术穿透力——它拒绝提供温情脉脉的决方案，而是将血淋淋的现实抛给观众，迫使人们反思：当系统性的恶存在时，个体的挣扎是否定徒劳？这种充满痛感的追问，让《雏妓》超越了普通社会问题片的范畴，成为一面照见人性与制度之恶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