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何国辉的叙事始终锚定“人”的存在本身。从早期短篇集《街角的回声》到长篇小说《浮城褶皱》，他避开宏大叙事的空泛，将目光投向城市褶皱里的普通人：凌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在写楼缝隙间讨生活的外卖员、守着老城区旧书店的独居老人。这些人物在他笔下并非符号化的“底层”，而是带着体温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焦虑与坚韧、奈与希望，在细腻的心理描摹中逐渐显影。其文有一种“贴地飞行”的质感：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却让日常细节里的张力自然流淌，如《浮城褶皱》中主人公反复擦拭的旧闹钟，既是时间流逝的见证，也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隐喻。这种对“微小叙事”的坚守，让他的作品在文学市场化的浪潮中，始终保持着对人性本真的尊重。
作为文艺评论家，何国辉的批评视野兼具“理论穿透力”与“创作同理心”。不同于学院派批评的概念堆砌，他的评论始终从文学实践出发：分析一部小说时，他会先还原作者的创作语境——是深夜写作时的台灯光晕，还是某个街头瞬间的灵感触发；讨论一种文学现象时，他既引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也不忘追问“这些文如何抵达读者的内心”。在《当代文学的“在地性”转向》一文中，他尖锐指出：“当文学过度追求‘国际表达’时，反而可能丢失脚下的土地。真正的文学突围，应是让地方性经验生长出普遍性的精神共鸣。”这种既有学理深度又不失温度的批评，让他成为连接创作界与评论界的重要桥梁。
创作与评论的共生，是何国辉最鲜明的标签。他常说：“写小说时，我是批评家的‘叛徒’——任凭情感带着笔尖游走；写评论时，我又变回创作的‘冷静旁观者’，用理性梳理叙事的脉络。”这种身份的切换，让他既能在创作中保持对理论的警惕，避免陷入概念化的陷阱；又能在评论中入创作经验，使批评文不沦为冰冷的理论游戏。他近年提出的“文学的双向照亮”理论，正是这种实践的好的创作能为批评提供鲜活案例，而深刻的批评则能为创作打开新的认知维度。从小说里的市井烟火到评论中的理论锋芒，何国辉始终以“在场者”的姿态参与着文学的建构。他的文或许没有惊涛骇浪的壮阔，却如涓涓细流，在创作与评论的交汇处，滋养出一片属于当代文学的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