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早期革命岁月里，洛甫、博古、凯丰三位领导人常以化名载于史册，鲜以原名被熟知。他们弃用原名、采用特定化名，与留苏经历、革命工作需求紧密相关。
洛甫原名张应皋，早年以“闻天”为，后渐以行。1925年入党后，他于次年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他取俄文名“Лофан”音译洛甫，并以此为笔名发表进步、参与革命活动。归国后，国内革命斗争处于隐蔽状态，“洛甫”因简洁易记，逐渐成为他在党内的常用化名，伴随其经历长征、遵义会议等重要历史节点。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入党，1926年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他取俄文名“Богунов”音译博古诺夫，后简化为“博古”作为主要活动化名。因其后来担任党内重要职务，“博古”之名逐渐取代原名，成为革命同志对他的普遍称呼。
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入党后赴苏学习。在苏联期间，他采用俄文名“Кайфон”音译凯丰作为化名，归国后继续沿用。凯丰在中央苏区、长征中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其化名因高频出现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被大家熟知。
三人的化名大多源于留苏期间的俄文名音译或简化，既契合当时留苏进步青年的群体习惯，也满足了国内革命斗争中隐蔽身份、便于组织工作的需求。这些化名不仅是身份的转换，更承载着早期共产党人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原名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