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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猪头三”:从祭祀台走到弄堂口的市井骂声 清晨的上海弄堂里,阿婆拎着菜篮子往家走,远远看见孙子揉着眼睛站在单元门口——书包落在地铁上了。阿婆的嗓门一下子挑起来:“侬只猪头三!连书包都看不住?” 孙子吐吐舌头,赶紧往地铁站跑,身后的阿婆还在念叨:“下次再忘,就把侬当猪头三供起来!” “猪头三”的根,扎在老上海的祭祀台面上。 早年间,上海人家祭祖宗、拜土地,案头总得摆“猪头三牲”——猪、牛、羊的头,这三样是最“有分量”的供品。猪要选黑毛的“土猪”,头要砍得周正;牛要挑犍牛的头,角要擦得发亮;羊得是绵羊羊羔,毛要梳得顺溜。供品摆好,长辈点香磕头,嘴里念着“祖宗吃好”——“三牲”是给神佛的“心意”,也是给活人的“规矩”

慢慢的,市井里的上海人把“三牲”的“三”往“猪头”后面一粘,就成了“猪头三”。不是故意加个尾巴,是这“三”藏着骂人的“巧劲”:供品是不会动、不会想的,放在那里任人摆弄。上海人骂“猪头三”,骂的从来不是“像猪一样笨”,是“像供品一样没脑子”——钥匙忘带、题目做错、路走反了,都是“猪头三”的罪状:你连自己的事都记不住,跟摆在台上的猪头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不叫“猪头”? 因为“猪头”太直白,少了那点“市井的刁”。上海话的骂声里,从来没有“直来直去”——要带点“由来”,带点“调侃”,带点“骂里藏疼”。比如阿婆骂孙子“猪头三”,不是真的要骂他,是“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跟供品一样“木”?要是改成“侬只猪头”,就少了那点“连供品都不如”的娇嗔,上海话的“灵”劲就没了。

老上海的剃头师傅也爱说“猪头三”。有次我去弄堂口的理发店,师傅给一个小伙子剪头发,小伙子总动来动去,师傅捏着剪刀说:“猪头三,坐好!剪歪了我可不管!” 小伙子笑着缩了缩脖子,师傅又补了一句:“当年我师傅骂我‘猪头三’,是因为我把客人的刘海剪短了——现在骂你,是因为你比我当年还‘木’!” 原来这骂声里,还藏着点“传承”——师傅骂徒弟“猪头三”,是把自己当年的“笨”传给徒弟,像老底子的“三牲”,一代传一代。

现在的上海,高楼越建越多,弄堂越来越少,但“猪头三”还在——外卖员送错餐,顾客会说“侬只猪头三”;同事忘带文件,会自嘲“我今天是猪头三”;连小朋友吵架,都会指着对方说“你才是猪头三”。这三个不是脏话,是上海人的“市井密码”:它藏着老上海的祭祀传统,藏着弄堂里的烟火气,藏着“骂你是因为疼你”的温柔。

傍晚的弄堂口,阿婆拿着孙子的书包站在门口,孙子跑过来抢,阿婆故意把书包举高:“猪头三,下次再忘,我就把书包供在祖宗牌位前!” 孙子笑着跳起来,书包带扫过阿婆的菜篮子,里面的青菜掉出来,祖孙俩蹲在地上捡,阿婆的笑声飘得很远:“你个猪头三,连捡菜都不会……”

风里飘着弄堂里的饭香,“猪头三”的骂声裹着饭香,飘进每一扇窗户——这就是上海,骂声里有温度,传统里有烟火,连“猪头三”都带着点可爱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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