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简谱的广泛使用，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逻辑。19世纪末，简谱经日本传入中国，恰逢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期。当时，西方音乐文化涌入，传统工尺谱因符号复杂、学习门槛高难以适应大众教育需求，而简谱以“1、2、3、4、5、6、7”对应音高的直观方式，极大降低了识谱难度。
在“学堂乐歌”运动中，音乐家沈心工、李叔同率先采用简谱改编《送别》《黄河》等歌曲，推动音乐教育从贵族向平民普及。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记谱工具，美契合了当时“开启民智”的社会需求。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歌咏运动更将简谱的价值推向高峰——《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通过简谱快速传播，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此外，简谱与汉文化的兼容性也不容忽视。数符号与汉结合的记谱方式，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而其轻便易写的特性，让乐谱得以通过报纸、传单等媒介广泛流传。即便在五线谱普及的今天，简谱在中小学校园、民乐教学及广场舞配乐中，仍是最受大众欢迎的记谱形式。
从历史选择到现实需求，简谱在中国的扎根，既是音乐传播的必然，也是社会变革与文化适应的生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