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理清句子的语法结构——这是典型的状语后置句。文言文中，介词结构作状语修饰动词时，常将介词结构后置到动词之后，原句的正常语序应为“虽以严刑董之，以威怒振之”。此时，“以”是介词，承担“连接动作与工具/手段”的功能，翻译为“用”“拿”。
具体到语境中，“以严刑”是“董之”督责、管理百姓的具体手段，“以威怒”是“振之”震慑、警示百姓的直接方式。整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虽然用严厉的刑罚来督责他们，用威严的愤怒来震慑他们”——“以”的作用，就是把“严刑”“威怒”这些刚性治理工具，与“董”“振”这些治理动作绑定，清晰传递出“依靠刑罚与威严实现统治”的逻辑。
这种“以”作介词表“用”的用法，在文言文中是高频语法现象。比如《聊斋志异·狼》里“以刀劈狼首”的“以”，是“用刀”；《孟子·离娄上》“以暴易暴”的“以”，是“用暴力”；《出师表》“以光先帝遗德”的“以”，是“用来发扬光大”虽有引申，但核心仍是“用”的逻辑。这些例子的语法功能与本句全一致：通过介词“以”，将动作与实施动作的工具、手段关联，让语义更精准。
若误“以”的词性，会直接扭曲句子原意。比如把“以”误作连词译为“来”，句子会变成“虽然督责他们来用严刑，震慑他们来用威怒”，逻辑全混乱；若误作动词译为“认为”，则彻底脱离“治理手段”的语境。只有译为介词“用”，才能还原魏征的原意——他并非否定“严刑威怒”本身，而是指出“仅靠严刑威怒”的治理方式有局限，需与“德治”结合，这也与后文“竭诚则吴越为一体”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简言之，“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中的两个“以”，都是表工具、手段的介词，翻译为“用”“拿”。这一翻译不仅文言语法规则，更精准传递了魏征对“刑威之治”的辩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