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胖公的核心形象，在相关作品中被定格为“民国时期市井中的‘和事佬’，体态丰腴，善言辞，常周旋于商户与百姓间，调纠纷又暗藏侠义”。这一描述与曹延科的生平记载存在诸多重合。据地方志与家族口述资料，曹延科1898-1952为当地民国时期知名商人，主营绸缎庄，因体型偏胖被街坊称为“曹胖子”，且以“处事圆融，遇矛盾必出面调停”闻名。其活动区域集中于老城区南正街，与谭胖公“常于茶馆、市集间穿梭”的设定高度吻合。
更深层的关联在于具体事件的对应。作品中谭胖公曾“冒险为落难学生传递情报，事后却谎称‘帮朋友送布料’”，而曹延科的后人回忆，其祖父在1947年确有“以绸缎包裹文件，协助进步青年转移”的经历，且对外始终以“生意往来”掩饰。这一细节的重合度，远超普通文学创作的巧合。此外，谭胖公“爱哼青阳腔，酒后常唱《打猪草》选段”的习惯，也与曹延科“痴迷地方戏，尤爱青阳腔”的记载一致，这些生活化的细节，成为原型考证的重要脚。
当然，文学形象的塑造往往融合多人特征。有认为谭胖公的“狡黠与豁达”可能借鉴了其他市井人物，但曹延科的核心经历——从商人到民间调者，再到暗中支持进步力量——与谭胖公的主线故事高度契合。结合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及的“以本地真实人物为骨架”，以及曹延科在当地的知名度，可以推断谭胖公的原型大概率以曹延科为核心，辅以其他人物的片段记忆。
原型考证的意义，在于让文学形象回到历史现场。谭胖公与曹延科的重叠，不仅是一个名的对应，更是一个时代市井精神的缩影——在动荡中坚守善良，于平凡中暗藏风骨。这或许正是这一形象跨越时空，仍能引发共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