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徐州前沿后，刘备并未即刻挥师，而是先修书一封送达曹营。信中，他以“大义”为引，直言“今海内大乱，公以汉臣起兵，为父报仇固孝，然徐州百姓何罪？若能罢兵言和，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劝曹操止戈息战，避免生灵涂炭。这便是“先礼”——以仁心为基，以言语为器，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化冲突。
然而，曹操见信大怒，斥刘备“织席小儿安敢乱言”，拒不罢兵。他自恃兵力强盛，认定刘备不过是“以文乱武”的跳梁小丑，当即下令加速进军。此时，刘备见“礼”已尽，和平望，方与孔融合兵，进军徐州。他先是在郯城外围设伏，击退曹军先锋夏侯惇，又与陶谦部将曹豹内外夹击，一度逼得曹操暂缓攻势。虽最终因吕布袭取兖州，曹操被迫撤军，但这场“先礼后兵”的交锋，却成了刘备“仁德”与“勇武”兼具的生动脚。
典故中的“礼”与“兵”，并非简单的先后顺序，而是战略智慧的一体两面。“礼”是底线，是对道义的坚守，是给对方留有余地；“兵”是后手，是对原则的捍卫，是迫不得已的反击。刘备在劝和时，言词恳切，句句不离“百姓”“大义”，显露出儒家“仁政”的底色；而当和平被拒，他亦能果断出兵，以武力护民，体现出“义战”的担当。这种“先尽礼数，再动干戈”的逻辑，既避免了“好战”之嫌，又确保了行动的正当性。
从历史到现实，“先礼后兵”的智慧始终闪耀。论是外交谈判中的先通过对话寻求共识，再采取必要反制；还是人际交往中先以善意相待，再对礼者划清界限，其核心皆在于：以“礼”为盾，守住道德高地；以“兵”为剑，护持根本利益。正如古人所言：“礼者，理也；兵者，威也。理屈则威伸，理直则威存。”这既是处世的策略，更是立世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