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原为鲁国权臣季孙氏家臣，凭借智谋逐渐掌握实权。他利用季孙氏内部矛盾，通过军事政变都城曲阜，囚禁季桓子、挟持鲁定公，成为鲁国实际掌权者。这种以下犯上、以臣制君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周代礼乐制度，被后世视为“乱臣贼子”的典型。
当时孔子任鲁国司寇，因不满杨虎专权而离开鲁国。杨虎掌权期间，曾试图通过改革削弱三桓势力，却因根基不稳引发诸侯联合讨伐。最终在齐鲁联军的攻势下，杨虎兵败逃奔晋国，其擅权行径以失败告终。
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春秋时期“王纲纽”的社会现实：周王室衰微后，诸侯国内部卿大夫崛起，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杨虎围匡的典故与“陪臣执国命”的记载相互印证，成为春秋末期政治秩序崩溃的缩影。
后世文献中，杨虎围匡常被用来警示权臣干政的危害。《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典籍在评述历代权奸乱政时，多次引用这一典故。它所蕴含的权力博弈逻辑，在漫长封建社会中不断以不同形式重演，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中“防微杜渐”思想的重要素材。
从历史影响看，杨虎围匡事件直接推动了鲁国“堕三都”改革，也促使孔子提出“正名”主张。这一典故跨越千年，至今仍是理中国传统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