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里，她遇见了老三。老三是地质勘探队的队员，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笑容却像山涧清泉。初次见面时，他站在山楂树下，看她踮脚够树上的资料，顺手帮她摘了下来。“我叫孙建新，大家都叫我老三。”他的声音温和，带着泥土的质朴。从那天起，老三成了静秋生活里的光。
他知道她吃不惯粗粮，总会悄悄在她篮子里塞两个白面馒头；她要去河边挑水，他提前帮她把桶灌满，只说是“顺路”；他会悄悄塞给她一颗冰糖，看她含在嘴里时眼睛弯成月牙，那点甜，成了灰暗日子里唯一的亮色。静秋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课本、劳动和母亲的嘱咐——静秋的母亲反复叮嘱她“不要和男人走得太近”，阶级成分像形的枷锁，让她不敢轻易接受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柔。
可老三像耐心的溪流，一点点浸润她的心。他带她去看电影，自行车后座的风扬起她的发梢；他给她讲城里的故事，说未来会有高楼和电灯；老三总说“我等你一年零一个月，等你毕业，等你工作，等你转正”，他把承诺说得轻描淡写，却让静秋第一次敢去想“以后”。山楂树下成了他们的秘密基地，他们并肩坐着，不说话，却能听见彼此心跳的声音。
秋天来得猝不及防，老三突然要“出差”。静秋送他到村口，他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他偷偷攒下的钱，“买双新鞋，别总光着脚干活”。她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早就查出白血病，却把诊断书藏进箱底，只说自己“要出趟远门”。他怕她担心，怕她被自己的病拖累，更怕自己等不到“一年零一个月”的约定。
静秋疯了似的找他，终于在医院重症病房见到了他。静秋守在病床前，看他瘦得脱了形，却还攥着她送的那支钢笔——那是她用第一笔稿费买的，笔帽上刻着小小的“秋”字。他已经说不出话，只能用眼神一遍遍描摹她的脸，好像要把她的样子刻进生命里。1976年的冬天，老三走了，手里还握着那支钢笔。
后来，静秋回到城里，成了老师，结了婚，生了孩子。但每年山楂花开的时候，她总会回到西村坪。山楂树的花年年开，只是树下再也没有那个穿工装的身影。那段藏在时代褶皱里的爱情，像山楂花一样纯粹，也像山楂果一样酸涩——它短暂，却足以照亮往后漫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