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出土的文献对这一事件提出质疑。2009年北大入藏的西汉竹书《赵正书》记载：“秦始皇病笃，乃令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分纷，争侵主。吾谨视示汝吾年五十岁而死，吾子年十二矣，与若汝计谋，谋所立。’丞相斯、御史去疾昧死顿首曰：‘今道远而诏期亟，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这段文暗示秦始皇临终前主动同意立胡亥为继承人，与《史记》的“篡改说”形成直接冲突。
尽管存在争议，《史记》的记载仍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史料。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距秦亡仅百年，主要依据汉代官方档案、秦代遗留文献及亲历者口述。例如，参与沙丘之变的赵高等人虽被秦二世诛杀，但事件细节可能通过李斯家族成员、秦朝降官或宫廷旧人传递至汉代。此外，司马迁曾游历各地，搜集民间传说与地方史料，进一步丰富了记载的整性。
值得意的是，汉代对秦朝历史的叙述带有政治目的性。刘邦集团为证明“汉承天命”的合法性，需秦朝因“暴政”与“篡权”而亡。赵高改遗诏的故事恰好强化了秦朝“失德”的形象，成为汉代统治者警示后人的政治案例。这种叙事需求可能影响了史料的筛选与读。
从传播路径看，赵高改遗诏的故事通过多重渠道流传后世。其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其记载被历代史书转载引用；其二，汉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如《新语》《盐铁论》等不断复述这一事件；其三，魏晋至明清的戏曲、话本将其演绎为通俗故事，使“赵高篡诏”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符号。
赵高改遗诏的真实性虽存在一定争议，但《史记》的系统性记载与汉代史料的相互印证，使其仍是最可信的历史叙述。这一事件之所以被后人知晓，既得益于汉代官方对秦代档案的整理与传承，也离不开司马迁严谨的史学考证与叙事传播。论细节是否存在偏差，赵高改遗诏已成为读秦朝速亡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