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保护主义的现实投射
印度将中资视为本土产业的"竞争对手"。在电子制造、移动应用、新能源等领域，中资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成本能力快速占据市场份额，挤压了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以智能手机市场为例，中国品牌曾占据印度超70%的份额，引发印度政府对"产业链安全"的担忧。通过限制中资准入，印度试图为本土企业争取成长时间，推动"印度制造"计划落地。国家安全审查的泛化扩张
以"数据安全"名义强化投资筛选成为印度部门的核心手段。2020年以来，印度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用了200余款中国 apps，涉及社交、电商、金融等多个领域。此外，对中资参与的基建项目、科技投资实施严格审查，外资企业披露数据存储位置、源代码等。这种审查泛化不仅针对国有企业，连民营企业也被纳入监管范围，反映出印度对中资渗透的深度警惕。地缘政治博弈的经济延伸
中印边境摩擦后的政策转向直接影响中资企业处境。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政府将经济政策作为地缘博弈的工具，通过限制中资响应舆论压力。这种"政治凌驾于经济"的操作，导致中资项目审批周期延长、合规成本激增，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一刀切"的排斥现象。产业政策调整的必然选择
印度正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希望吸引美欧日韩资本替代中资，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例如，在光伏产业中，印度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提供本土制造补贴，推动光伏组件生产本土化，间接削弱中资企业的市场优势。这种调整既是对全球产业分工的应对，也是其"战略自主"目标的体现。印度部门的一系列举措，本质上是经济保护、安全焦虑与地缘政治交织的产物。对于中资企业而言，这场"渡劫"考验的不仅是合规能力，更是对印度政策逻辑的深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