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欧阳修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系统的文学思想。他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精神，进一步“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主张文学需服务于社会现实，反对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明确指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将思想内容的充实视为文学的根基。同时，他提倡“简而有法”的创作风格，语言精炼、结构严谨，既反对西昆体的雕章琢句，也摒弃了柳开等人过于古奥的文风，为宋代散文确立了平易自然的审美范式。
在创作实践中，欧阳修的散文与诗歌均达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水准。其散文题材广泛，论是写景抒情的《醉翁亭记》，还是议论时政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均体现出“六一风神”的独特艺术魅力——语言晓畅如话，情感真挚深沉，结构跌宕有致。《醉翁亭记》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千古名句，将文人情怀与民生之乐融为一体，开创了宋代山水游记的新境界；《朋党论》则以犀利的逻辑与雄辩的论证，成为政论文的典范之作。其诗歌创作同样贯彻革新精神，《食糟民》《边户》等作品直面社会矛盾，以质朴的语言揭示民生疾苦，扭转了宋诗初期的模仿习气，为“以文为诗”的宋诗特色奠定了基础。
欧阳修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在于个人创作，更在于他以文坛领袖的身份推动了革新运动的全面胜利。他主持科举考试时，坚决罢黜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提拔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才俊，形成了阵容庞大的文学集团。这种“奖掖后进、团结同道”的举措，使诗文革新从局部的文学主张转化为席卷宋代文坛的主流思潮，彻底肃清了西昆体的流弊，确立了古文在宋代文学中的正统地位。
从理论建构到创作实践，从个人成就到文坛引领，欧阳修以全方位的贡献标志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他所开创的平易文风与务实精神，不仅深刻影响了有宋一代的文学走向，更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圭臬，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