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莲的遗憾藏在一个掉漆的木箱里。1992年，她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上中专，却在开学前被退了回来——"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不如早点嫁人帮衬家里"，当时的村支书这样劝她父母。她躲在被窝里撕了录取通知书，第二年就嫁给了同样没读过多少书的李建国。他们在西安郊区租了间10平米的民房，靠卖凉皮、打零工养活自己，后来有了李想。
儿子的课本，是他们偷偷补的"课"。 李想上小学时，王秀莲总在收摊后，借着路灯看他的语文书，遇到不认识的就画圈，第二天问隔壁摆摊的大学生。李建国则把工地上捡的废报纸攒起来，给儿子订成练习本，还在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咱娃要读大学，读不用风吹日晒的大学"。为了供李想读书，他们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李想高三那年，李建国在工地摔伤了腿，怕影响儿子备考，硬是瞒着，拄着拐杖偷偷去医院换药；王秀莲每天凌晨3点起床磨米浆做凉皮，手指冻得裂口，贴块创可贴继续干。"娃的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我和他爸抱着哭，比自己考上还高兴"，王秀莲后来总说。
此刻，李建国笨拙地系着学士服的纽扣，王秀莲把垂落的帽穗别到耳后。台下的同学举起手机，镜头里，这对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的父母，站在写着"毕业快乐"的背景板前，笑得像个孩子。阳光穿过礼堂的玻璃窗，落在他们胸前的校徽上，也落在李想泛红的眼眶里——那枚校徽，不仅刻着他的名，更刻着两代人用遗憾和坚守，终于拼出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