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中，铜祖多出土于先秦至汉代的墓葬或祭祀遗址，尤以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为集中。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件青铜祖形器，通体光滑，造型写实；湖北荆州望山楚墓也发现过类似器物，表面刻有云雷纹饰。这些实物表明，铜祖的制作工艺在商周时期已趋于成熟，且分布范围广泛，反映出其在古代社会的普遍性。
作为原始信仰的产物，铜祖的核心功能与生殖崇拜紧密相关。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口增殖直接关系部落存续，对生殖器的崇拜实质是对生命延续的敬畏。古人认为，通过供奉铜祖，可祈求神灵庇佑族人生育兴旺，这种观念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祖、石祖中已见雏形，而铜祖的出现，是随着青铜冶炼技术发展对这一信仰的升级。
除了生殖祈愿，铜祖还常与祭祀仪式结合。部分出土铜祖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或被放置于墓主人枕边、棺椁旁，推测兼具祭祀礼器与随葬品的双重角色。陕西周原遗址出土的一件铜祖，底部刻有“子”铭文，据考证为商周时期某贵族家族的祭器，用于春秋二季的“高禖”祭祀——这是古代专门祈求生育的仪式，可见铜祖在官方祭祀体系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值得意的是，铜祖的形制差异暗含社会等级。普通墓葬出土的铜祖多为素面，尺寸较小；而贵族墓葬中的铜祖常装饰繁复，或镶嵌绿松石、错金银，如山西侯马晋墓出土的铜祖，表面雕刻蟠螭纹，工艺精湛。这种差异不仅反映材质与技艺的分化，更可能是生殖崇拜与权力象征的结合——贵族通过掌控祭祀用的铜祖，强化对族群生育资源的支配权。
铜祖的存在，打破了后世对传统社会“讳言性事”的刻板认知。它以直观的形态证明，先秦至汉代的中国人对性与生殖持有开放态度，将其视为自然规律与社会根基。这些沉默的青铜器物，既是古代生命观的物化载体，也是破早期中国社会文化密码的重要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