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弘：军事谋划的实际操盘手
杨弘是袁术帐下最受倚重的谋士之一，《三国志》引《英雄记》载其“为术长史”，即总揽军政要务的核心幕僚。此人深谙权谋，多次主导袁术的军事策略：建安二年197年袁术称帝前，杨弘力主联合吕布以稳固东线，提议以联姻拉拢吕布部将高顺，试图构建“淮泗联盟”；同年袁术伐吕布时，杨弘又献策突袭下邳，虽因陈珪父子反间未能成功，却可见其对军事布局的掌控力。袁术败亡之际，杨弘仍试图力挽狂澜。据《江表传》记载，袁术死后，杨弘与张勋率残部欲归降孙策，却被庐江太守刘勋截击，其整合余部的筹划能力，侧面印证了他作为“军师”的核心地位。
阎象：直言劝谏的清醒者
相较于杨弘的实战谋划，阎象更以“谏臣”身份闻名。《后汉书·袁术传》明确记载，阎象为袁术“主簿”，主管文书与参谋，因敢于直言而被视为谋主。建安二年，袁术得“玉玺”后欲称帝，阎象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称帝”为例，力谏袁术暂缓称帝，指出“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若强行僭越，必致天下共击。然而，袁术刚愎自用，拒纳阎象之谏，最终在建安二年冬称帝，国号“仲氏”。此举果然引发吕布、曹操、孙策等势力联合讨伐，阎象的预见不幸成真。尽管劝谏未果，阎象仍以其冷静的战略眼光，成为袁术阵营中少有的“清醒者”。
二人的局限与袁术的败局
杨弘与阎象虽各有才干，却难挽袁术集团的颓势。杨弘的谋划常受制于袁术的短视——如联合吕布时，袁术却因私怨毁约，导致联盟破裂；阎象的忠谏则被袁术视为“沮众”，终致决策失误。缺乏雄主的有效配合，再高明的军师也难施展抱负，这正是袁术从“兵粮足备”到“众叛亲离”的深层原因。史书对二人记载虽简略，却足以勾勒出袁术军师的真实面貌：杨弘是操盘军事的“实干派”，阎象是洞察危机的“预警者”。他们的存在，既是袁术争霸的助力，也反衬出这位“仲氏皇帝”在用人与决策上的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