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寒门出身的御史，在范闲执掌内库期间始终保持独立立场。他弹劾过范闲的新政，也力保过被牵连的忠良，其言行如同一杆标尺，丈量着权力场上的道义边界。剧中最动人的莫过于他拒绝范闲破格提拔时的独白："学生只想做个能写实话的御史，若今日因恩师而升迁，明日便会因恩师而缄口。"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让他在庆帝与范闲的权力博弈中成为特殊的存在。
杨万里的最终归宿落在了地方治理上。 放弃京都的高官厚禄，他选择前往灾情最严重的江南治水，以实干代替空谈。当镜头扫过他挽着裤脚在田埂上勘察水情的身影，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官员的职责，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落地生根。这种结局暗合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理想，也为《庆余年》的权谋叙事入了温暖的民生底色。在庆国新旧交替的时代洪流中，杨万里没有范闲的穿越者视角，没有陈萍萍的狠辣手腕，却用最传统的方式诠释了士大夫的担当。他的结局不是权力游戏的胜负，而是理想主义在现实土壤中的存活。 当范闲最终选择归隐，杨万里仍在朝堂与乡野间奔波，成为连接家国天下与黎民百姓的纽带，恰如他诗中所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变革的时代，总有人甘愿做那只守护新荷的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