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66口被杀，斯诺为何说这是他理阶级斗争的钥匙？
窑洞的煤油灯烧到第三根灯芯时，斯诺的笔记本上已经洇开了三团墨渍。对面的老周把旱烟袋在炕沿上磕了三次，烟灰落进脚边的炭盆，火星子“噼啪”跳起来，像某种被压抑的哭声。“民国十九年腊月廿三，我家的门被踹开时，我在灶屋煮红薯。”老周的手指抠进膝盖上的补丁，补丁是用红军发的粗布缝的，针脚歪歪扭扭，“进来的是团丁，扛着汉阳造，枪托上还沾着隔壁王秀才家的血——王秀才替红军写过标语，头天晚上被割了舌头挂在村头老槐树上。”
斯诺的钢笔尖顿了顿。他来陕北前，在上海的租界见过穿西装的资本家抱着犹太钢琴师的手谈“慈善”，在北京的四合院听留洋学者说“阶级斗争是过激的口号”，甚至在西安的酒楼上，某位军阀的秘书拍着他的肩膀笑：“红军？不过是些没饭吃的土匪。”直到此刻，老周的声音像一把刀，划破了那些精致的措辞。
“团丁把我爹按在磨盘上，用刀割他的耳朵，问‘红军藏在哪儿’。我爹说不知道，他们就割他的鼻子，割他的嘴唇——最后割到喉咙时，我爹还在骂，骂他们是地主的狗。”老周的喉咙动了动，喝了口凉掉的茶，“我娘扑过去护我爹，被枪托砸断了肋骨，倒在地上还抱着我爹的腿喊‘娃还小’。然后他们就开枪了，我弟弟才三岁，躲在灶台下，被一颗流弹打穿了脑袋，脑浆溅在我煮的红薯上。”
斯诺的手心全是汗，笔记本的纸页黏在指腹上。他想起昨天在村口遇到的小战士，才十五岁，左胳膊上缠着黑布——那是为牺牲的哥哥戴的孝。小战士说：“我哥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给我留的半块玉米面饼。”此刻老周的话和小战士的脸叠在一起，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之前从未见过的真相：所谓“阶级斗争”，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名词，是磨盘上的血，是灶台下的脑浆，是孩子手里没吃的饼。
“最后他们放了火，把房子烧了。我藏在柴堆后面，看着火舌舔着我家的屋顶，听着我妹妹的哭声——她才七岁，被火困住了，喊‘哥哥救我’。”老周的眼睛红了，但没有眼泪，“后来红军来了，把我从柴堆里抱出来，给我喝了碗热粥。指导员说‘孩子，我们替你报仇’。我就跟着他们走了，走的时候我回头看，我家的房子变成了一堆灰，灰里还埋着我家66口人的骨头。”
窗外的风卷着黄土吹进来，煤油灯的火焰晃了晃。斯诺突然想起前几天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不是我们要搞的，是地主阶级先搞的——他们用刀，用枪，用火烧，把农民逼得没活路了，农民才要反抗。”此刻他终于懂了这句话的分量：不是“反抗”，是“求生”；不是“主义”，是“报仇”；不是“革命”，是“活下去”。
老周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说：“我该去站岗了。”他走到门口时，回头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沧桑，有坚定，还有一种斯诺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被压迫者的觉醒，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即使被火烧过，也会发芽。
斯诺望着老周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伸手摸了摸口袋里的钢笔。他知道，明天的报道里，他不会再写“红军是土匪”，不会再写“阶级斗争是过激”。他要写磨盘上的血，写灶台下的脑浆，写66口人的骨头——因为这些，才是中国革命最真实的模样。
风又吹进来，煤油灯的火焰稳了稳，照亮了笔记本上的一行：“我之前以为阶级斗争是理论家的游戏，直到我听到这66条人命的故事，才知道这是刻在农民骨头上的仇恨。”
远处传来红军的歌声，唱的是“打倒土豪分田地”。斯诺放下笔，望着窗外的山，突然觉得那些山不再是沉默的，它们在听，在记，在等着某一天，所有的血都变成种子，长出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