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刻进民族骨血里的名：著名爱国人士究竟有谁？
当我们谈论爱国，总会想起那些穿越时空的名——他们有的在朝堂上书，有的在战场拼杀，有的在实验室攻坚，有的在大山里坚守，每一个名都装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战国末年的屈原，看着楚国一步步走向衰落，他写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走遍楚地山河，试图唤醒昏庸的君主，最终抱着对故土的执念投江，用生命殉了自己的“楚魂”。他的爱国，是对故土的痴恋，是对理想的坚守，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肯放弃心中的“楚”。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元军许以宰相之位，他却嗤之以鼻。在大都的监狱里，他写下《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笔，让元世祖都为之动容。临刑前，他朝着南方跪拜，那是南宋的方向，也是他一生守护的“国”的方向。他的爱国，是刻在骨头里的气节，是“宁死不屈”的倔强。
1839年的虎门海滩，林则徐亲自搬起鸦片扔进销烟池，滚滚浓烟里，他的脸被熏得发黑，却笑得坚定。此前有人劝他“别得罪洋人”，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对国家有利，哪怕粉身碎骨也不怕。他的爱国，是面对侵略时的挺身而出，是“敢为天下先”的担当。
1894年甲午海战的黄海海面，致远舰被敌舰炮弹击中，船体倾斜。邓世昌站在舰桥上，摸了摸怀里的爱犬，大声喊：“撞沉吉野！”全舰官兵齐声响应，致远舰像一把刺向敌人的剑，冲向吉野号。海浪吞没了他们的身影，却留下“舰在人在”的悲壮。他的爱国，是“以身殉国”的决绝，是“宁死不降”的骨气。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钱学森看着报纸上新中国的消息，彻夜难眠。他放弃了麻省理工教授的职位，放弃了洋房和汽车，甚至冒着被监禁的危险，也要回到中国。当他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说：“我回来，就是要让中国有自己的原子弹。”此后20年，他扎根戈壁滩，带领团队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让新中国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他的爱国，是“放弃一切”的付出，是“科技救国”的执着。
湖南稻田里的袁隆平，蹲在田埂上，看着枯黄的稻穗，皱着眉头。上世纪60年代，中国闹饥荒，他亲眼看见老百姓吃树皮、挖草根，发誓“要让所有人都吃饱饭”。此后一辈子，他都在稻田里摸爬滚打，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稻叶割破了他的手，他却终于培育出杂交水稻，让粮食产量翻了几番。他说：“我的梦，是禾下乘凉梦——稻子长得比人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籽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坐在稻下乘凉。”他的爱国，是“让所有人吃饱”的朴素愿望，是“用科技守护家园”的真诚。
云南大山里的张桂梅，敲开一扇又一扇门，对着躲在屋里的女孩喊：“跟我走，我供你读书。”她看到太多女孩因为贫困辍学，嫁给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男人，就用一辈子的积蓄办起了免费女高。20多年来，她每天凌晨5点起床，陪学生早读；深夜11点查寝，帮学生盖被子。她的手上贴满了膏药，眼睛因为疲劳几乎失明，却送出去2000多个大学生——那些女孩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老师，有的成了工程师，她们说：“张妈妈，我们要像你一样，帮更多山里的孩子。”她的爱国，是“用教育改变命运”的坚持，是“照亮他人”的温暖。
这些名，有的刻在史书里，有的活在我们身边；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平平凡凡。但他们的故事里，都藏着同一个答案：爱国从不是抽象的口号，是屈原的“九死未悔”，是文天祥的“丹心照汗青”，是林则徐的“生死以”，是邓世昌的“撞沉吉野”，是钱学森的“归国”，是袁隆平的“稻田”，是张桂梅的“女高”。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把“爱国”两个，写成了最动人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