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原型故事到底是什么？
电影里安然蹲在医院走廊里，看着怀里攥着出生证明的弟弟，眼泪砸在病历本上的画面，让很多人想起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真实“姐姐”——她们的故事没有剧本里的戏剧化冲突，却比镜头更戳人。
《我的姐姐》的原型从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花了三年时间，从几十个“姐姐”的口述里拼起来的“群像”。其中最鲜活的，是游晓颖一位朋友的经历：朋友在上海做平面设计，刚拿到去巴黎进修的offer，某天凌晨突然接到家里电话——父母开车送弟弟上幼儿园时，被一辆闯红灯的货车撞了。等她赶回老家，弟弟抱着她的腿喊“姐姐”，亲戚们挤在客厅里翻父母的存折，末了扔下一句“你是老大，弟弟以后就靠你了”。她坐在父母的床沿，摸着枕头上还没凉透的褶皱，突然想起上周和妈妈视频时，妈妈还笑着说“等你从巴黎回来，弟弟该上小学了”，可现在，她的巴黎、她的设计展、她攒了三年的机票钱，全变成了弟弟的幼儿园学费、校服尺寸表，还有每晚辅导作业时的崩溃——那天她加班到十点，推开门看见弟弟把水彩笔涂得满墙都是，她一边擦墙一边哭，弟弟拽她的衣角，她吼了一句“我不是妈！”，话刚出口就后悔了，蹲下来抱着弟弟的小肩膀，闻着他头发里的奶香味，想起小时候父母忙，她也是这样抱着弟弟哄睡觉的。
还有殷若昕采访过的一位“90后”姐姐：父母生前一直想要儿子，躲着她生了弟弟，直到去世前都没敢把弟弟的存在告诉她。她是在葬礼上第一次见到弟弟的——一个缩在姑姑怀里的小男孩，眼睛长得像爸爸。亲戚们说“你爸妈走之前留了遗嘱，弟弟归你”，她盯着弟弟手里攥着的玩具车，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想要一辆一模一样的车，妈妈说“女孩子玩什么车”，转头给弟弟买了最新款。她试过把弟弟送养，联系了好几家收养家庭，可当对方掏出收养协议时，弟弟突然扑过来抱住她的腿，喊“姐姐不要我”，她的手发抖，把协议揉成了纸团——就像电影里安然拿着收养合同，看着弟弟举着她高中时的笔记本说“姐姐的名我会写”，突然就软了心。
这些“姐姐”的故事里没有“伟大”或“牺牲”的标签，只有最真实的挣扎：她们会在深夜对着电脑里未成的简历哭，会在超市里盯着进口奶粉的价格叹气，会在弟弟生病时抱着他跑医院，一边拍他的背一边骂“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可转头又把自己攒了半年的口红钱，换成了弟弟的退烧药。电影里安然藏起弟弟的出生证明，其实是原型姐姐们都做过的事——有人把弟弟的户口页塞进抽屉最底层，有人对着出生证明上“次子”两个发呆，不是想摆脱弟弟，是想抓住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痕迹。
电影，安然抱着弟弟站在阳台上等阳光，原型里的姐姐们也有类似的瞬间：有人说“那天弟弟第一次帮我煮了泡面，虽然水放多了，可我坐在餐桌前，突然觉得客厅里有了人气”；有人说“弟弟上小学那天，背着我买的书包，站在校门口挥手，我站在树后面，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学时，也是这样看着父母的背影”。她们的选择从来不是“伟大”，是“没办法”——就像电影里安然说的“我没得选”，可“没得选”的背后，是血浓于水的本能：你可以怨他打乱了你的人生，可当他仰起脸喊“姐姐”时，你还是会把他的小手塞进自己兜里，走过风里的街道。
这些没写进电影幕里的故事，才是《我的姐姐》最真实的原型——不是某个“美姐姐”的童话，是一群普通女孩，在命运砸下来时，咬着牙接住弟弟的重量，然后在日子里，慢慢把“被迫”过成了“愿意”。就像其中一个姐姐说的：“我以前总觉得，弟弟是父母给我的负担，可现在才明白，他是父母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和他们有关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