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究竟框定了哪段岁月？
当我们说起“五四时期”，最先想起的总是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标语——“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呼喊像一把火，烧穿了近代中国的沉闷。但“五四时期”从不是一天的故事，它的时间线藏着思想的萌芽、运动的沸腾与变革的延续，每一段都贴着“五四”的标签。
最直接的“五四时期”，是1919年5月4日到6月下旬的40多天。5月4日清晨，北京13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天安门，为巴黎和会上山东权益被转让的屈辱讨说法。他们举着“还我青岛”的旗子，冲去曹汝霖的赵家楼，火烧了象征卖国的宅院；随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20多个省的民众响应，连天津的学生都罢课游行到总统府门前。直到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这场以“爱国”为核心的政治运动才算暂时落幕。这40多天是“五四”最滚烫的顶点，像一把锤子，砸开了旧中国的政治铁幕。
但“五四”的根扎得更早。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在发刊词里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不是空喊，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骂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历史”；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李大钊翻译《庶民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带进中国。1917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不同立场的学者挤在一间教室里讲课，新文化运动的飓风就这样刮起来了。这些从1915年开始的思想启蒙，才是1919年学生敢上街的底气——他们不仅要争回山东，更要争一个“人的觉醒”：不再做礼教的奴隶，不再做列强的附庸。
而“五四时期”的尾巴，要拖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1919年后，“五四”的精神从北京的街道钻进了更广阔的生活里：青年们组织社团，比如李大钊牵头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在长沙办的《湘江评论》，连成都的学生都成立了“健学会”，讨论“怎样改造社会”；白话文彻底取代文言文，鲁迅的《阿Q正传》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胡适的《尝试集》让年轻人第一次用口语写诗歌；妇女开始剪短发、闹离婚，上海的女学生喊出“女子也是人”，连北京大学都在1920年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这些发生在1919到1924年的事，都是“五四”的余波——它从政治运动变成了渗透进日常的变革，像春雨一样，润着旧中国的每一寸土壤。
所以“五四时期”从不是一个精确的日期点。它是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的思想萌芽，是1919年天安门游行的热血沸腾，是1920年青年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深夜灯光，是1924年女学生走进课堂的脚步。它是一段“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是近代中国最热烈的“觉醒时刻”——从1915年到1924年，每一年都在写“五四”的故事。
当我们说“五四时期”，说的其实是一群年轻人用十年时间，把“救亡”与“启蒙”拧成一根绳，拽着中国往更亮的地方走。这段岁月没有严格的起点和终点，但每一步都刻着“五四”的温度：对国家的爱，对自由的求，对旧世界的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