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缨世家的传承，究竟系于何物？
青瓦覆檐，朱门映日，簪缨世家的门槛上总刻着世代的功名。那些鎏金匾额、紫袍玉带，仿佛生来便该属于这方院落。可细究史简，多少曾“父子五侯、兄弟两公”的门第，转瞬间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此看来，簪缨的传承，断非仅是祖辈留下的爵位与俸禄。
有人说系于门荫。魏晋门阀凭“上品寒门”的制度垄断仕途，可南朝萧梁的王、谢子弟，到了隋唐科举兴起时，终难敌寒门士子的笔锋。门荫是荫蔽，却也是枷锁，若子弟只知“坐食俸禄”，荫蔽终会成覆灭的推手。
又说系于财富。良田千顷、金玉满箱，固然能供子弟读书游学，可西晋石崇富可敌国，家族却因奢靡斗富招来了灭门之祸。财富若不能滋养风骨，反会饲大骄奢，恰如《颜氏家训》所诫：“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
或许，真正的传承，该在那方镌刻着“诗书继世”的影壁之后。范仲淹家族“先忧后乐”的家训传了八百年，子孙论出仕与否，皆以“利民”为要；司马光《训俭示康》告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温氏子弟即便簪缨未续，亦能守得住清白家风。这些藏在墨香与训诫里的东西，是比紫袍更挺括的脊梁——是“为天地立心”的志，是“见素抱朴”的行，是“苟利国家”的节。
当年孔融为北海相，虽家余财，却以“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胸襟延揽贤才；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身死之日，家徒四壁，可“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气节，却让“于氏”二比任何簪缨都更耀目。
如此便知，簪缨世家的传承，不在器物，不在制度，而在血脉里流淌的“士”之心。是书房里那盏夜读的灯，照亮过祖父的策论，也该照亮儿孙的笔砚；是祠堂里那声“忠君爱国”的训诫，既要刻在碑上，更要刻在骨里。否则，纵有金簪玉佩，也不过是历史长河里几粒易散的沙，风过，便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