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珍的晚年：是归于平淡，还是藏着未说的故事？
清晨六点的上海老弄堂，梧桐叶上还沾着露水珠，王秀珍拎着洗得发白的布袋子站在豆浆摊前，指尖蹭了蹭沾在嘴角的豆浆渍——这是她出狱后二十年来不变的习惯。摊主老刘笑着递过装着两根油条的纸包：“阿婆，今天要热乎的？”她点头，指尖捏着找零的硬币，金属的凉意在掌心里慢慢焐热，像极了当年在农场里攥着的稻穗。
回家的巷子里，邻居的小囡蹦跳着扑过来，拽住她的衣角喊“王阿婆”。她弯下腰，从布袋子里摸出一颗水果糖——是前一天去超市时特意买的橘子味，糖纸皱巴巴的，却裹着她趁早上的阳光晒过的温度。小囡接过糖，举着跑向巷口的梧桐树，她站在原地笑，直到那抹粉色身影钻进树荫里，才转身迈上楼梯。
三楼的老房子是儿子单位分的，墙面还留着上世纪的石灰印子。她系上蓝布围裙，把前一天泡好的黄豆倒进豆浆机，“嗡嗡”的响声里，她翻开茶几上的旧日历——那是孙女去年从北京寄来的，每一页都贴着星星贴纸，她翻到今天的日期，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个小圆圈，像当年在农场记工分那样认真。
下午两点，她搬个藤椅坐在弄堂口的梧桐树下，旁边放着一杯温凉的茉莉花茶。邻居张阿姨拎着刚买的青菜路过，坐下来拍了拍她的手背：“阿珍，昨天我家小孙子说要吃你做的红烧肉。”她摇头，指节敲了敲自己的腰：“年纪大了，炒个青菜都要忘放糖。”张阿姨笑着递过一把空心菜：“那你帮我择择菜，就当陪我聊天。”她接过，指尖顺着菜梗捋去黄叶，阳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落在她的银白头发上，像撒了一层细沙。
四点钟的时候，她收起藤椅往家走。路过传达室，老头递过来一封皱巴巴的信——信封上的歪歪扭扭，邮戳是安徽淮北的。她捏着信封站在门口，指尖抚过邮票上的黄山图案，想起三十年前在农场里种棉花的日子：风裹着棉絮吹进衣领，她和知青们蹲在地里，把摘下来的棉花塞进布袋子，直到夕阳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她没拆信，直接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那里还躺着几本旧笔记本，写满了当年的日记，纸页边缘卷着角，像被风揉过的云。
晚上七点，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打开台灯。桌上放着一本旧相册，封皮是红色的，褪成了淡粉。她翻到第一页：年轻时的自己扎着麻花辫，穿蓝布衫，站在上海外滩的防汛墙上，身后是滔滔的黄浦江。翻到：在农场的稻田里，她抱着一捆稻子，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最后一页：孙女三岁时的照片，坐在她腿上，手里举着个大苹果，汁水沾在下巴上。她用指尖轻轻碰了碰照片里的自己，又慢慢合上相册，把它放进抽屉最里面，锁上。
窗外的路灯亮了，照在她的脸上。她端起桌上的茶，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喝了一口。茶是凉的，像许多年前的风，吹过农场的稻田，吹过上海的弄堂，吹过她的指尖，最后停在这盏台灯下的夜里。巷子里传来邻居的笑声，有人喊“阿珍，来打麻将啊”，她应着，起身去拿外套——织了半截的毛衣搭在椅背上，毛线球滚到脚边，像个没说出口的故事，静静地躺在那里。
风掀起阳台的窗帘，吹过她的银白头发。她走到门口，回头望了眼房间，台灯还亮着，照在相册上，照在那本旧日记上，照在她的布袋子上。然后她关上门，走进巷子里的灯光里，脚步声混在邻居的笑声里，像所有普通的老太太一样，消失在弄堂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