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当我们翻开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的发展名册，第一个跃入眼帘的标签，是“区域性”——它的根扎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从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在上海签署《成立宣言》起，上合组织的成员始终围绕欧亚大陆展开：2017年吸纳印度、巴基斯坦为成员国，观察员国包括蒙古、伊朗、白俄罗斯等，对话伙伴覆盖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它的视野从不是全球，而是聚焦欧亚地区的共同问题——比如中亚的“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里海的能源合作、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所有议题都贴着“本地区”的标签，像一把钥匙，专门锁欧亚大陆的区域治理难题。

第二个法忽略的属性，是“政府间”。上合组织的每一个决策，都来自主权国家的共识：元首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每年一次的成员国元首会晤，定调全年的合作方向；政府首脑理事会负责落实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具体措施；还有外长会议、安全会议等机制，层层衔接的都是各国的官方意志。它不是民间组织，也不是非政府机构，而是主权国家以平等身份组成的协作体——比如2023年上合组织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每一句话都经过成员国政府的反复磋商，每一项共识都代表着各国的政治承诺。这种“政府间”的属性，让上合组织的合作有了最坚实的制度基础。

更深刻的特质，藏在“综合性”里。很多人最初记住上合组织，是因为它的安全合作——2002年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4年成立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都是为了应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但很快，这个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了经济领域：2003年签署《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18年启动“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2023年“数经济”与“绿色发展”的合作；再后来，人文交流成了重要板块——“上合组织大学”连接着成员国的高等教育，“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每年汇聚各国年轻人，甚至连医疗卫生、科技合作都纳入了框架。从“安全”到“发展”，从“政治”到“人文”，上合组织的合作维度越拉越宽，却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决地区国家的实际需求。

最特别的，是它的“新型性”——这是一个不搞同盟、不针对第三方的组织。上合组织的《成立宣言》里写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实践准则：它不设军事基地，不搞军事演习的针对性，甚至在吸纳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大国时，也没有改变“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它欢迎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加入，却从不会对方牺牲主权或选择；它与联合国、东盟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却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新型”，本质上是对传统国际组织“对抗思维”的突破——上合组织要的不是“选边站”，而是“一起干”。

去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GDP总和超过2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五分之一；贸易总额突破3.5万亿美元，比20年前增长了10倍。这些数背后，是“区域性”的精准定位，是“政府间”的高效协作，是“综合性”的需求覆盖，是“新型性”的吸引力。从打击“三股势力”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从疫情期间的疫苗援助到俄乌冲突中的中立斡旋，上合组织的每一步，都在印证它的性质：一个为地区和平与繁荣而生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

它没有华丽的口号，没有排他的规则，有的只是对“上海精神”的坚守——用协作代替对抗，用包容代替分歧，用发展代替贫困。这，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性质：一个扎根欧亚、服务地区、连接未来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在变动的世界里，稳稳托住了一块和平与发展的“协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