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执着寻找1980年《禁忌》与《耻辱》的电影种子？
1980年的风里还飘着些没散透的雾——电影院的海报用糨糊贴在木板上，边角卷着；录像厅的门帘油乎乎的，掀开时能闻到烟味与西瓜皮的甜腥；连电影里的人说话都带着股“压着”的劲，像刚从晒谷场的草垛后面钻出来，喉咙里还卡着没敢说的话。《禁忌》和《耻辱》就是那年雾里的两棵树，没挂招牌，没喊口号，却把好多人心里藏着的“不能说”，变成了银幕上的光影。
有人找它们，是为了补一场“没看的电影”。1980年的县城录像厅要收五毛钱门票，有人攥着攒了一周的零花钱跑过去，却赶上老板说“最后一场满了”，只能趴在窗台上看里面的光闪——《禁忌》里寡妇秀兰蹲在灶边烧火，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的，光棍大强拎着半袋玉米面站在门口，影子投在地上，像棵歪脖子树；《耻辱》里老周坐在工厂的台阶上，手里攥着平反通知书，风把纸吹得哗哗响，他抬头看天，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灰。这些没看的碎片像根刺，扎在记忆里三十年，现在有了网，想把那半段补上，想知道秀兰最后有没有跟大强走，想知道老周有没有跟当年批斗他的徒弟说句话。
有人找它们，是为了摸一摸“真实的温度”。现在的电影里，农村的墙是刷过白漆的，农民的衣服是洗得发白却没有补丁的，连哭都要带着美瞳；可1980年的《禁忌》里，秀兰的裤子膝盖上补着两块蓝布，针脚歪歪扭扭；大强的肩膀上有挑担子磨的茧子，泛着暗褐色的光。《耻辱》里老周的中山装领口磨得起了球，他蹲在菜市场买萝卜，跟小贩讨价还价时，嘴角的纹路里还沾着早上喝的稀粥渣。这些“不体面”的细节像一把钥匙，能打开记忆里的抽屉——想起小时候奶奶补的裤子，想起爸爸挑担子时肩膀上的茧，想起邻居爷爷蹲在门口吃稀粥的样子。现在的电影太“干净”了，干净得像超市里的塑料蔬菜，而1980年的电影有泥味，有汗味，有“活着”的味道。
有人找它们，是为了寻一种“没被磨平的刺”。1980年的电影还没学会“绕着走”——《禁忌》里讲寡妇和光棍的爱情，没有煽情，没有悲剧，就是两个人一起种玉米，一起修篱笆，镜头慢慢摇过他们握在一起的手，手指上全是老茧，却比现在的吻戏更让人心里发颤；《耻辱》里讲右派的平反，没有喊“春天来了”，没有拍团圆饭，就是老周拿着通知书去给死去的妻子上坟，他把纸烧了，蹲在坟前说“我没给你丢人”，风把纸灰吹起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这些“不讨好”的故事像一把刀，扎破了后来那些“甜得发腻”的电影泡出来的泡泡——原来爱情可以不浪漫，原来平反可以不欢喜，原来人活着，就是要带着点“疼”的。
还有人找它们，是为了证明“有些东西没消失”。现在的论坛里，有人说“1980年的电影才叫电影”，有人说“现在的导演都不会拍人了”，而《禁忌》和《耻辱》就是他们的“证据”——秀兰的笑不是演出来的，是灶火烤出来的；老周的哭不是挤出来的，是风刮出来的；连电影里的蝉鸣都是真的，是剧组在田埂上录的，不是电脑里的音效。这些“真东西”像藏在旧箱子里的糖，虽然化了点，却比现在的水果糖更甜，因为里面藏着当年的太阳，当年的风，当年的人。
其实哪有什么“执着”啊，不过是想把1980年夏天的风，再吹到自己脸上——想再闻闻录像厅的烟味，想再看看秀兰烧火的样子，想再听一听老周蹲在台阶上叹气的声音。那些电影种子不是文件，是钥匙，能打开一扇门，门后是1980年的晒谷场，是飘着玉米香的厨房，是蹲在门口啃西瓜的自己。
有人说“不就是两部老电影吗”，可对有些人来说，那是他们的青春，是他们的“不能说”，是他们心里藏了三十年的“小秘密”。就像当年趴在录像厅窗台上的孩子，现在长大了，有钱了，有网了，想推开门进去，坐在最后一排，把当年没看的电影，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