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如何“燎原”？
1930年1月，面对党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以清晰的逻辑与深邃的洞察，回答了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通过驳斥“流动游击”“悲观动摇”等错误，系统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并发展的必然性，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外弥漫着对革命前途的迷茫。毛泽东在文中首先指出，这种悲观情绪源于对中国社会矛盾的错误认知。他深刻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基本国情：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广大工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为革命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与战争，又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创造了缝隙。他，只要存在剥削与压迫，革命的火种就不会熄灭，反而会在群众中不断蔓延。
针对“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明确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敌人统治力量在城市强大而在农村薄弱，因此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民为主力军。红军与根据地的存在，不是少数人的“军事投机”，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像“星星之火”，在反动统治的荒原上点燃了反抗的烈焰。
进而描绘了革命高潮到来的前景：“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种充满信心的预见，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精准把握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封建剥削的深化，必然推动广大农民加入革命，使红军与根据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毛泽东在文中还批判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革命的胜利不能仅凭模仿苏联经验，而要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在斗争中不断经验，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成为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
通过对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与革命道路的清晰规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彻底破除了悲观论调，为全党全军入了必胜信念。它不仅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更揭示了“燎原”的内在逻辑——只要坚持群众路线，扎根农村根据地，弱小的革命力量终将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这篇由此成为中国革命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