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到底指向什么?
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实践,这个问题始终像一根主线,串起从改革起步到现代化推进的所有探索。答案从不是抽象的理论表述,而是扎根中国国情、回应人民需求的现实选择——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
为什么是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底色。社会主义从诞生起,就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上世纪50年代,我们刚进入社会主义时,人均GDP不足100美元,农村还有上亿人吃不饱饭,工业基础只是“一穷二白”的摊子。如果不把生产力搞上去,“共同富裕”就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从体现。就像农民要种出粮食才能决温饱,工人要造出机器才能发展工业,生产力是所有发展的“源头活水”,没有它,一切都从谈起。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这一根本任务的目标落点。从“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方向从未改变——要让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从“跟着跑”变成“领着跑”。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喊出的是对现代化的迫切;今天,长三角的智能工厂、粤港澳的科创走廊,践行的是对现代化的深化。当我们看到高铁穿梭在群山之间,5G信号覆盖偏远乡村,新能源汽车跑遍全球,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结出的现代化果实——现代化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必然结果。
改革那些不适应的环节,则是放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生产力永远是“活的”:农民想多打粮食,就需要打破“大锅饭”;企业想多产好货,就需要自主决策;科研人员想搞创新,就需要打破“论资排辈”。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用“家庭联产承包”替代“集体耕作”,就是改革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的部分;本世纪初,我们加入WTO,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中阻碍开放的部分;今天,我们推进“放管服”改革,砍掉繁琐的审批流程,就是让市场主体更自由地创造价值——所有这些“变”,都是为了让生产力“活”起来,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我们身边的每一处变化,都在印证这个根本任务的生命力:村口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是因为交通基建的生产力发展;家里的电视从“黑白”换成了“智能”,是因为电子工业的生产力进步;医院的挂号从“排队”变成了“线上”,是因为数技术的生产力突破。这些具体的、可触摸的变化,本质上都是生产力放的结果,都是根本任务在现实中的落地。
说到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干在地上的实事”。它指向的是每一个人餐桌上的热饭,每一家企业车间的机器声,每一座城市夜晚的灯火——这些最朴素的生活场景,就是根本任务最生动的脚。当我们把生产力搞上去,把现代化推进下去,把不适应的地方改过来,我们就走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上,就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