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历史，藏着多少被时光镌刻的痕迹？
当维多利亚港的风掠过中环的玻璃幕墙，吹过西环的老骑楼，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写着繁体的宗祠牌匾，甚至尖沙咀老邮局的铜制邮筒，都在悄悄诉说香港的过去——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国际都市”，而是从六千年前的渔猎村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早在新石器时代，香港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大屿山的石壁遗址出土过打磨精细的石斧，南丫岛的大湾遗址留下了印着绳纹的陶片，先民们在海边搭起草屋，靠捕鱼、种稻为生，他们的骨殖与工具，埋在香港的泥土里，成为最早的“历史密码”。
先秦时期，香港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秦始皇设南海郡，香港属番禺县；汉代归合浦郡博罗县；明代万历年间，新安县从东莞县析出，香港成为新安县的一部分——那时的香港，是珠江口的“渔盐之区”，村里的老人还能说出“新安八景”的名：青山禅院的暮鼓、赤湾天后庙的香火，还有大埔墟的墟市热闹，都藏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里。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份平静。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割走；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又租借了新界及周边200多个岛屿，租期99年。从此，香港的街头出现了洋行的招牌、教堂的尖顶，皇后大道上的煤气灯照过穿西装的英国商人，也照过挑着担子卖鱼蛋的本地小贩，殖民时期的建筑与本土文化交织，成了香港独特的“混血气质”。
1941年12月，日本军队的炮弹落在香港岛的山上，仅仅18天，香港沦陷。接下来的三年零八个月，是香港最黑暗的日子：粮食被日军，街头满是饿肚子的孩子，中环的汇丰银行大楼挂起了太阳旗，跑马地的赛马场变成了战俘营，这段“日占时期”的伤痛，至今还刻在老一辈香港人的记忆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英国重新接管香港。战后的香港，借着冷战时期的国际贸易红利，从“加工工厂”变成了“亚洲四小龙”：铜锣湾的百货公司排起了买进口商品的长队，中环的股票交易所里满是穿西装的经纪人，葵涌货柜码头的起重机不分昼夜地运转——香港的经济奇迹，其实是几代人踩着历史的台阶拼出来的。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确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7年的夏夜，香港会展中心的广场上，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一起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取代了《天佑女王》，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如今的香港，依然保留着殖民时期的老建筑，却也有了更鲜明的“中国印记”：金紫荆广场的升旗礼每天吸引着游客，旺角的茶餐厅还卖着地道的云吞面，中环的写楼里既有国际投行的精英，也有说着粤语的本地创业者——所有的过去，都变成了现在的一部分。
香港的历史没有“断裂”，它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是明代新安县的县志，是鸦片战争后的洋行，是日占时期的苦难，是回归后的繁荣。每一段都刻在香港的土地上，每一段都藏在香港人的日子里——这就是香港的历史，不是冰冷的年份，而是活着的、呼吸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