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隐身飞机的核心难点是否源于迎头雷达反射面积的几何级数差异？
防空系统对隐身飞机的探测困境，本质上是雷达与目标反射特性的博弈。当隐身飞机以迎头姿态接近时，其雷达反射面积RCS可压缩至0.001平方米级别，仅相当于传统战斗机的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这种几何级数的差异，直接导致雷达探测距离呈指数级衰减。
传统脉冲多普勒雷达对非隐身目标的探测距离通常可达300公里以上，但面对迎头飞行的隐身目标，实际探测距离可能骤减至50公里以内。这一剧变源于雷达方程的物理规律——探测距离与目标RCS的四次方根成正比，反射面积每缩小100倍，探测距离就会缩短一半。当隐身飞机将RCS从普通战斗机的5-10平方米降至0.001平方米时，雷达的有效探测范围会压缩至原有距离的1/10以下。
这种压缩直接瓦了防空系统的预警链条。传统防空体系依赖远程预警雷达提供的15-30分钟反应时间，而隐身目标将这一时间窗口压缩至数分钟甚至数十秒。在现代空战中，这意味着防空系统可能在发现目标时，已进入对方空射导弹的攻击包线。
更复杂的挑战在于信号处理层面。隐身目标的回波信号强度往往接近雷达系统的背景噪声阈值，传统的恒虚警率检测算法难以有效区分目标与杂波。即便采用多基地雷达组网技术，通过空间分集提升探测概率，但隐身飞机的外形设计如菱形机头、倾斜双垂尾会将大部分雷达波向非威胁方向散射，进一步降低组网系统的协同探测效能。
在电子对抗环境下，隐身与干扰的协同作用使防御难度倍增。当雷达反射面积降至0.01平方米以下时，常规噪声干扰即可使雷达的探测距离再缩减50%以上。这种“隐身+干扰”的复合压制手段，使得现有防空系统的目标识别与跟踪能力面临根本性挑战。
值得意的是，迎头方向的隐身优化是当前隐身飞机设计的核心准则。F-22、B-2等机型通过外形折射与吸波材料的组合，在正负30度航向角范围内可实现RCS的极致压缩。这种定向隐身特性，使得防御方难以通过常规战术机动获取目标的高反射截面特征。
尽管米波雷达等新体制装备在理论上具备反隐身潜力，但其探测精度和低空覆盖能力仍存在技术瓶颈。在实战环境中，隐身飞机的战术突防路径通常会结合地形遮蔽与电子侦察，进一步抵消地面雷达的反隐身优势。这种攻防博弈的失衡状态，正是现代防空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