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政府与哈马斯：复杂交织的权力博弈
巴勒斯坦政府与哈马斯的关系，是巴勒斯坦民族放运动中权力结构分化与整合的缩影，二者既有共同的民族诉求根基，又因政治路线、权力分配和国际立场的差异长期陷入博弈，其互动深刻影响着巴勒斯坦的内部治理与对外关系。从起源看，二者均脱胎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浪潮，但路径不同。巴勒斯坦政府通常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其核心是1964年成立的巴组织PLO，主导派别为法塔赫，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实现“两国方案”，承认以色列存在，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巴勒斯坦代表。哈马斯则成立于1987年“第一次起义”期间，以“抵抗以色列占领”为核心纲领，拒绝承认以色列，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放“整个巴勒斯坦”，意识形态上融合了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
2006年是二者关系的关键转折点。此前，哈马斯作为反对党与法塔赫主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并存；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意外胜选，获组阁权，法塔赫拒绝接受结果，双方从政治竞争升级为武装冲突。2007年，哈马斯武力加沙地带，法塔赫主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退守约旦河西岸，形成“东西分治”局面——加沙由哈马斯实际管辖，西岸由巴民族权力机构治理，二者各自建立行政体系，互不承认对方合法性，巴勒斯坦陷入事实上的分裂。
分治后，双方关系长期对立，矛盾涉及权力分配、财政资源、国际援助等多重层面。巴民族权力机构依赖国际援助和税收，哈马斯则因被多国列为“恐怖组织”长期遭封锁，加沙经济濒临崩溃，双方在民生治理、安全管控等问题上相互指责。但民族利益的共同性又促使二者多次尝试和。2011年以来，在埃及、卡塔尔等第三方斡旋下，双方签署多份和协议，承诺组建联合政府、整合武装力量，但均因权力分配细节如安全部门权、选举时间表未能落实而搁浅。
近年来，地区格局变化推动关系出现新变量。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美国“世纪协议”的冲击，以及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执政困境，促使双方意识到“分裂削弱抵抗力量”。2022年，哈马斯与法塔赫达成最新和协议，同意在一年内举行全国选举，重组联合政府。然而，历史积怨、外部势力干预如以色列的阻挠、地区大国博弈仍使和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简言之，巴勒斯坦政府与哈马斯的关系，是民族主义框架下“务实派”与“抵抗派”的博弈：二者在“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目标上存在共识，但在实现路径、权力架构和国际策略上尖锐对立，分治与和的循环构成了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核心矛盾。这种关系的走向，不仅决定着巴勒斯坦的统一前景，也直接影响着巴以冲突的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