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亡国之君，真的都是昏庸能之辈吗？
传统史观里，亡国之君常被钉在“昏庸能”的耻辱柱上——夏桀酒池肉林，商纣炮烙之刑，隋炀帝好大喜功，宋徽宗沉迷书画。但翻开史册细究，他们的命运或许比标签更复杂。有些亡国之君，是王朝积弊的最终承受者。汉献帝刘协9岁登基时，东汉早已被桓灵二帝透支：宦官与外戚轮番专权，黄巾起义撕裂天下，董卓入京后挟帝迁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在位31年，从未真正掌权，却要背负“汉献帝”的虚名。当曹丕逼他禅位时，他交出的不是一个整的帝国，而是一个被豪强分割、民变四起的烂摊子。这样的君主，与其说昏庸，不如说是历史的“收尾人”。
有些亡国之君，曾有过力挽狂澜的挣扎。崇祯帝朱由检登基时，明朝已在万历、天启两朝积重难返：党争不休，宦官专权，陕北旱灾引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虎视眈眈。他扳倒魏忠贤，平反冤狱，六下“罪己诏”，甚至在皇宫里设粥棚赈灾。但他生逢“小冰期”极端气候，粮食减产30%，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多尔衮的清军两面夹击，财政崩溃的王朝再难回天。煤山自缢前，他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份清醒与绝望，与“昏庸”二相去甚远。
有些亡国之君，本就是时代变革的牺牲品。溥仪3岁继位时，清末新政已难阻革命洪流：甲午战败撕裂天朝上国幻梦，庚子赔款掏空国库，立宪派与革命党双峰对垒。他退位时年仅6岁，既未亲政，也未决策，只是封建帝制终结的象征。正如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的：“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是命中定的。”
即便是常被斥责“昏庸”的君主，也未必全然可取。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贯通南北，开科举打破门阀垄断，这些功绩泽被后世；宋徽宗赵佶虽丢了江山，其瘦金体与花鸟画却成艺术巅峰。他们的过错或许在于“错位”——用帝王的权柄追逐个人执念，却忘了治国之本在民生。
王朝兴衰从非一人之责。夏桀接手的夏朝已历四百载，商纣面对的东夷叛乱持续数十年，崇祯帝接手的大明早已是千疮百孔的破船。亡国之君的结局，往往是制度痼疾、时代困局、个人性格交织的结果。简单用“昏庸能”概括他们，或许恰恰忽略了历史的复杂与沉重。